媒体谈女性定位:只要能与男性一道工作 没啥可

媒体谈女性定位:只要能与男性一道工作 没啥可

  进了腊月,尤其是吃了腊八粥后,人们就开始逐渐进入了“忙年”的状态。以前的农耕时代,十冬腊月属于农闲季节,所谓的“忙年”是相对于“农闲”的忙,虽然男人们杀猪宰羊,也要忙一忙,不过最忙的还是女主人们,缝衣制服,纳底绱鞋,要保证家里大人小孩儿过年那天都有新衣服新鞋袜穿;临近年根儿的时候,还要洒扫庭除,蒸炒煎炸,忙得不亦乐乎。

  如今以都市生活为主的时代,没有了农耕社会的散漫和悠闲,但“忙”却依然是主题,只是忙的方式和内容有些不同。女人们不再踩缝纫机纳鞋底了,买衣服鞋袜都可以在网上解决,当然,若是逛实体店的话,也还是个体力活儿;过年的吃喝尽可以在超市里一并购齐,洒扫庭除的事,大可以交给专业的家政人员来做;只是孩子们考完试放假了,没人管了,女主人们既要担心他们留在家里的安全问题,又害怕他们贪玩儿荒废了学业,于是接送孩子们去各种特长班就成了忙的一个主题。可以说相夫教子时代的女子,进了腊月后可以一心一意地忙年,而男女平等时代的女性,则是工作忙年两不误,这多少有些不堪重负呢。

  不过,女人们忙归忙,偶尔还会为忙得不可开交发发牢骚,但要让女人们再回到单纯“主内”的时代,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答应的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,女性的功能定位是传宗接代,相夫教子,社会地位方面则男尊女卑,公共生活领域基本上没有女人的份儿,不能参加科举考试,自然也就不会有入仕、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;而在道德方面,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却又要高出一大截,得三从四德,要恪守妇道。不自专,不自主,可谓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基本要求。

  其实,不惟中国传统文化如此,即使是在崇尚自由的美国,女性获得平等对待的路程也很漫长,女性为获得从事法律等职业的资格与权利,可以说经过了“艰苦卓绝”的斗争。迟至1872年,居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布拉德韦尔(MyraBradwell)夫人,在向该州最高法院的法官申请执业许可时,遭到断然拒绝。她在申请书上,虽也附上了一份来自下级法院的证明,证明其不仅品行良好,而且经过适当的审查,她已具备了从事律师职业所必要的资格。然而,根据该州的法律,女性是没有资格从事律师执业的,因此,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的“拒绝”是“依法”进行的。当布拉德韦尔将伊利诺伊州起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后,形势也并没有变得对她有利。官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观念,认为“男人是,并且应当是女性的保护者和捍卫者。女性惯有的自然和适当的胆怯及敏感,显然不适合诸多公民生活的职业。”“女性的命运和任务,就是完成高尚而亲切的妻子和母亲的职责。”

  直到布拉德韦尔案一百多年后的1981年,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终于迎来了第一位女性官,桑德拉·戴·奥康纳。而就是这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,在其毕业后的求职经历却让人沮丧。琳达·赫什曼在《温柔的正义——美国最高法院官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如何改变世界》一书中,较详细地描述了奥康纳的求职遭遇。当奥康纳看到学校张贴的求职公告后,就打电话与用人单位联系,得到的回答却是“哦,海报没说清楚,我们不招女性”;在与律师事务所联系时,对方明确地告诉她:“我们事务所从来没有招过女律师,我也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这样做。我想客户也容忍不了我们招女律师。”作为联邦最高法院迎来的第二位女性官鲁斯·巴德·金斯伯格,在她入读哈佛大学法学院时,院长就曾向她和班里所有的9名女学生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,你该“如何证明自己占据了本该属于男人的席位的合理性”;在其早期的职业生涯中,金斯伯格逐步认识到,法律将女性排除在无数的社会生活之外。正是有过这样的经历,奥康纳和金斯伯格才在她们进入联邦最高法院后,通过在一系列案例中的艰难博弈,缓慢地推进了女性在家庭、就业及参与公民生活方面的权利,为这个由两性组成的世界增添了色彩。

  相比较美国法律变迁的司法进程而言,我国的法律总是以立法的方式进行权利的宣示,因此,单从文本的角度来看,我们早已在诸多领域实现了男女平等,比如除了为保护而规定的例外外,几乎所有的职业均向男女同时开放;男女同工同酬;给予女性经期、孕期、哺乳期“三期”的特殊保护等等。不过在现实生活中,男女的不平等还时隐时现地存在着,女强人、女汉子等称呼的背后,是潜意识里对女性传统角色的礼赞。于是,年根儿的时候,女性自然还会格外的“忙”,这一方面有女性自身更耐心、更细心的生理特质使然,另一方面也是对女性“出得厅堂,下得厨房”的潜在社会要求的回应。其实,在这个社会大家庭中,女性自身的角色定位的期待并不高,只要能与男性一道,共同从事创造性的工作,能相互包容和温暖即可,有什么可争的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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